近二十年來，美國制造業的發展變化不能簡單的解釋為“衰落”。事實上美國政客們對就業和貿易逆差的關注掩蓋了美國制造業結構性變化的事實：即通過聚焦高端制造業，各行業不同程度的集散改變，創造新型就業崗位等方式維持了核心競爭力。

但美國制造業的結構性變化也帶來一系列發展中的問題，美國政府的相關政策在實際運行中仍存在未預期、非合意的結果，成為制造業發展的“真困境”：“美國創造”和“美國制造”間的“死亡谷”難跨越；發展高端制造業以維持技術優勢競爭力與就業短期目標沖突難平衡；“要彈性”還是“求效率”難兼容；“大型跨國公司”和“中小企業”利益分化難兼顧。

美國是以危機驅動進步的國家，金融危機更是觸發了經濟社會和政府對制造業復興的反思，“衰弱論”逐漸形成，其真正目的是加快產業升級和質量優化，鞏固競爭力和絕對優勢。本文試圖拋開美國政客對美國制造業衰落的敘述方式和大選中制造業議題的政治賣點，從更直接客觀的指標考察美國制造業的變化，以論證美國制造業正持續增長，且競爭力在其他發達經濟體中仍在前列。通過闡述美國制造業增長態勢和結構變化、發展升級過程中面臨的真困境，總結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啟示。

美國制造業真的衰落了嗎？

盡管美國政治極化日益嚴重，在大選年政治分歧更加尖銳，但至少有一點是兩黨共識，即“重振美國制造業”。自1992年以來，雙方都選擇了大打制造業牌。克林頓根據其公司稅制改革提議，認為必須阻止美國制造業公司“向海外運送工作”；希拉里曾表明其經濟計劃中心是重振美國的制造業、扶持小型企業；特朗普曾宣稱，美國“不再制造東西了”，“我們必須將蘋果及其海外公司帶回美國”。拜登也指出，“制造業工作對于支持充滿活力的中產階級至關重要”，這反映在美國制造業很多業務大規模遷徙國外，提供的就業機會銳減。

上述競選敘述使一種觀點廣為認知，即近幾十年來美國制造業正處于螺旋式下降階段。其判斷美國制造業衰落的標準有三：

第一，這段時期美國制造業的增長是二戰來最弱時期。從縱向比較看，美國制造業整體規模的縮小。1970年， 美國制造業產值占GDP的24.3％，是2018年的兩倍。當前，美國制造業總產值占美國GDP的比重為12.4%，始終無法到達20世紀50到60年代水平。從橫向比較看，美國制造業占全球制造業的規模萎縮。美國制造業占世界份額從1970年40%下降至17.4%。

第二，美國制造業吸納就業能力持續下降。這是美國政客最慣用的言論，也是最能引起民眾對美國制造業實力擔憂的論斷，認為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的絕對減少，制造業在美國總體就業人數中所占份額的下降，均表明美國制造業的萎縮。1987年，美國制造業是勞動密集型部門，制造業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8%，大大高于其他行業56%。但1987年以后，其制造業中勞動力份額急劇下降。1987年，制造業的勞動報酬占私營企業勞動報酬的的20.1%，2011年，這一比例僅為10.9%。與此同時，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在1987年至2011年期間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了33.4%。2013年，美國制造業工作機會比1960年減少340萬。

第三，美國制造業貿易逆差不斷擴大。至90年代后期，美國制造業貿易赤字都相對較小，每年從未超過1310億美元，并且從未超過GDP的1.7％。1998年之后，貿易逆差開始急劇上升，2017年達到5680億美元的峰值。有觀點認為制造業貿易逆差與其就業崗位流失有關。自2000年以來，在貿易赤字增加的時期，整個制造業失去了500萬個工作崗位，這進一步加深了美國制造業衰落的論證。

事實上，美國政客長期以來對美國制造業就業的關注掩蓋了美國制造業基礎持續擴張的重要跡象，對美國制造業貿易逆差的考量容易誤讀其制造業的全球競爭力。更直接的生產率指標表明，美國制造業并非真衰落。

（一）美國制造業的總體規模持續快速增長近40年

相對國內其他部門，美國制造業仍是國內領先的增長部門，生產率增長超越美國GDP增長速度。1960年至2014年期間，美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比整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快1.18%，同期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比整個經濟勞動生產率快1.51%。從2009至2019年，制造業增加值占美國GDP比重以2.2%的年均速度增長，達到2.5萬億美元。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增長要快的多，也明顯快于同一時期世界平均-1%水平。美國制造業總產出和人均產出的增長快于整個經濟增長，特別是計算機和電子產品以外的其他行業，包括運輸設備、醫療設備、機械、半導體、交通設備和機動車的增速均遠高于制造業的平均水平。 

相對其他發達國家，美國制造業競爭力狀態良好。2019年，美國制造業產值是日本和德國總和的2.5倍。如2010年到2019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美國GDP比重增加了2.19%，與此同時，全球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卻下降了0.99%。在金融危機后，美國制造業在整個美國經濟重要可與日本及歐盟等主要高收入國家相比。美國制造業增長也遠高于英國和法國，甚至超過中國、印度和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盡管美國制造業產出相對世界產出的占比下降，但可以看到經合組織其他所有國家的制造業產出所占份額均在下降。美國在世界制造業總產值中所占份額下降了3.5個百分點，至15.3％；日本的份額從10％下降到7.9％；歐元區的份額從17.7％下降到13.9％；中國在全球制造業總產值中所占的份額增長了10.1個百分點，達到19.7％而。美國政客總是指責中國制造業搶占了美國制造業的份額。從數據上看，中國制造業的確獲得美國制造業部分市場份額，但中國從其他國家獲得了更多的制造業份額。

（二）美國制造業生產率在提高

盡管美國制造業在絕對就業機會和美國國內就業中的比例都在下降，但這不是因為美國制造業活動萎縮，而是因為美國制造業和工人的絕對或相對生產率在提高。美國制造業吸納就業下降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是技術變革和行業內變動。美國制造業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和創新的推陳出新，促使企業在不通過投資更多資本和更有效使用勞動力的情況促進產出。自1987 年以來，制造業所有工人的每小時產出增加了2.29倍以上。相比之下，所有非農企業的生產率大約高出1.91倍。值得注意的是，耐用品制造商的增長甚至更大，接近34年前人均產出的2.7倍。這種趨勢使得美國制造業對工人需求轉向技術熟練型。從薪資方面看，1987年至2011年期間，制造業就業成本指數（ECI）相對于所有行業工人的ECI僅下降2%。這意味著制造業薪資并沒有放緩，只是由于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導致制造業勞動力報酬占比的下降。美國制造業行業內部變遷是影響制造業薪酬的另一主要因素。美國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萎縮，整個美國制造業具有更高的資本密集度。在1980年至2009年間，只有16%的制造業薪資下降是由于行業間的產出份額變動而引起的，而84%的薪資下降是由于制造業內部變化而引起的。

（三）美國制造業在全球參與中保持了制造業競爭力

美國跨國公司國外業務通常是對國內業務的補充而非替代，對制造業的離岸業務增加與美國制造業規模和實力增加呈正相關關系，美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與該公司在美國國內活動增加正相關。當美國公司將其國外子公司的就業人數增加10%時，該企業在美國本土的公司就業人數平均增加4%。該公司在其國外子公司的支出和出口增加約4%時，其國內公司的研發支出增加5.4%。由此可見，離岸制造帶來的最大好處是美國研發的增加，正是美國制造業增加競爭力的核心所在。美國的跨國公司將其相對例行的制造業生產環節離岸外包，但在美國本土保留了最復雜、最個性化的生產環節。基于美國在比較高技能和非常規任務（例如創新、工程和管理）而不是常規任務（例如基本裝配）上具有強大的比較優勢，這種離岸外包促成了美國制造業的專業化，而這種專業化實際上在美國創造了更多高技能和更高薪的工作。此外，數量眾多的美國中小企業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國際環境中也不像政治家所描述的那般困難。15%到33%的制造業中小企業生產成本都位于低工資國家競爭對手生產成本的中值，而生產率都高于其行業低成本競爭對手。

美國制造業結構性變化的特點

美國制造業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國際競爭力，不能簡單將制造業變化解釋為“衰退”。美國政客們用“21世紀前十年是美國制造業毀滅的十年”等煽動性言語掩蓋了制造業結構性變化的事實。美國制造業通過聚焦高端制造業，各行業不同程度的集散改變、創造新型就業崗位等方式維持了核心競爭力。

（一）行業變化：聚焦高端制造業

顛覆性技術正在徹底改變美國制造業。一直以來，美國的勞動力成本明顯高于其他國家，但美國的生產率水平彌補了這一差異，3D打印、人工智能技術以及物聯網和大數據的利用提高了生產率，使美國成為高科技制造公司投資的誘人之地。2019年，美國制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從2005年的4999億美元躍升至17857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制造業外國直接投資占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40%。2020年，美國制造業產值前8位的制造部門是化工、電腦及電子、食品飲料及煙草、航空航天及其他運輸設備、機動汽車及零部件、機械、金融制品、石油和煤炭產品。從2021年第一季度工業增加值對國內生產總值貢獻來看，前幾位分別是化學產品占1.9%、電腦及電子產品占1.5%、食品、飲料和煙草制品占1.3%、石油和煤炭產品占0.8%、機動汽車及零部件占0.8%、機械占0.7%、航空航天及其運輸設備占0.6%。

從數據看，美國制造業中最具競爭力產業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航空航天及其運輸裝備行業和軍工行業。這些行業具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強競爭力的特點，是“制造業的皇冠”。該領域排名前十位的美國制造商即使在2020年疫情沖擊下也大多實現了盈利增長。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收入增長9.34%，雷神公司技術公司收入增長24.78%，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收入增長8.74%，洛克達因航太控股公司收入增長4.60%，BWX技術公司收入增長12.06%。

第二類是汽車的設計和制作，涉及機械設備、自動化、計算機、材料等較多制造領域，體現國家制造業綜合水平的行業。此類別的生產方式由傳統的大批量、單品種生產向小批量、個性化生產轉變，由生產者為主導的生產方式向以消費者為主導的生產方式轉變。這種柔性生產有小規模、定制生產、零庫存的優勢。福特、通用、克萊斯勒三大汽車產業巨頭普遍實行精益生產，計算機輔助涉及制造融入生產線，大量新材料和電子系統應用，使得個性化生產和大規模定制得以實現。

第三類是醫療行業，制造業中創新含金量最高的行業。歐盟委員會公布的《2019年全球企業研發投入排行榜》數據，2019年美國有5家生物制藥公司在全球研發強度最高企業中排名前十；根據《2019年世界最具創新力公司榜單》，入選該榜單的10家生物醫藥領域公司全部來自美國。美國制造業的研發支出從2000年的1842億美元增加到2019 年的2936億美元。醫藥占所有制造業研發的 30.6%，達898 億美元；計算機和電子產品占17.9%，半導體和其他電子元件占12.6%以及汽車和零部件占9.2%。相比而言，勞動密集型、技術成熟型、資源消耗型行業，如皮革、造紙、印刷、塑料和橡膠、金屬制品等傳統或基礎制造業，發展趨于穩定，年增占率為3%以內，僅在國內保留涉及、個性化定制等附加值較高的部分。 

（二）空間變化：不同技術類型的制造行業表現出不同程度的集散變化

美國中等技術類制造業從大都市轉向郡縣。計算機和電子、運輸設備、化工、機械和食品生產行業，由于其高度的專業化特性，空間上表現出新地理集群，從大都市轉向郡縣。這類制造業的最初地理遷移主要是尋求低工資制造業地區，主要體現為向南遷移。從2000年以后，美國中等技術制造商開始轉向尋求集群和多樣性優勢的地點，而遠離那些主要基于低工資的競爭優勢的地點，從人口稠密、地處中心的大都市區轉移至可為制造商提供最大多樣性優勢的郡縣，形成同行業或相關行業公司的新地理集群。這種集群使制造商更容易接觸到專業的工人、供應商和客戶，并使他們更容易獲得提高績效的生產方法。制造商還可以受益于其所在的地理區域一系列不同的行業，更容易獲得工程、金融、法律服務和管理咨詢等服務。

美國高新技術制造業分散在各大都市區。由于高技術產業的技能、研發或供應鏈需求差異大，不易從產業集群和規模經濟中獲得益處，因此地理位置分隔開來，大多位于不同的六個大都會區：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愛荷華州錫達拉皮茲市、南納西州克利夫蘭、愛荷華州迪比克、伊利諾伊周韋恩堡和俄亥俄州曼斯菲爾德。有52個都市區主要聚焦制藥業，61個都市區擅長計算機和電子，44個都市區主要從事航空航天業。 

美國汽車制造業則經歷了從分散到空間集中，然后再回到分散的地點進行制造的過程。最開始的空間集中階段，目標是規模經濟提高生產力，進而形成以高密度大都市區，特別是大都市區的中心縣為中心的產業集群。主要集中在以密歇根州主導的五大湖地區南部的東西走廊。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日益常規和成熟，這些地理集中的優勢作為工業位置的決定因素變得不那么重要，生產成本相對凸顯出來。于是技術密集度較低的部分在地理上變得更加分散，并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區，如外圍的大都市縣和非大都市縣。汽車產業集群擴展至阿拉巴馬州南部、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再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使是高技術含量產業也會因為同樣的原因分散，為接近市場和供應商，降低汽車運輸成本，汽車產業在加利福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投放更多生產線。

（三）就業崗位變化：技能型和服務型崗位融合

美國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已經形成融合促進的態勢，也因此改變制造業就業崗位類型。“工業4.0”浪潮促進多種技術創新融合，為美國制造業帶來批量的智能生產、經濟高效的自動化工廠、可高度定制化生產的生產線。比如，物聯網傳感器將實時數據輸入分析系統實現遠程調整機器；協作機器人可處理危險任務并消除安全風險；3D打印可生產復雜的多材料組件和最終產品；協調分布式供應商網絡的新應用程序；快速仿真平臺進行設計等。這對生產性服務業崗位產生巨大需求，并將其作為生產資料一部分再次投入生產，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高度融合。